网络通讯诈骗是指利用通讯工具或互联网，借助公共通信网络拨打手机、固定电话或发送虚假信息，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该类犯罪嫌疑人通过编造虚假电话、短信发布虚假信息，套取被害人银行卡号、密码实施诈骗，或骗取被害人信任向其提供的帐户上汇款，侵害对象多为中老年群体。随着公安机关对通讯网络诈骗的宣传防范和打击力度日益增加，群众对于传统的网络通讯诈骗的识别能力逐渐提高，拒骗能力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也不断升级更新，致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型网络通讯诈骗手段，与以往的通讯诈骗相比，该类诈骗的迷惑性更大，手段更加多样化，受害群体也日渐多元化，涉案价值往往较大，严重扰乱了群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笔者结合社会上出现的几类新型网络通讯诈骗，具体分析其主要方式和特点，进而探讨其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新型网络通讯诈骗的主要形式

（一）冒充“网络监管局”维权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冒充根本不存在的“网络监管局”在网络上肆意发布各类网络维权信息，一些遭受网络诈骗侵害且不愿意前往公安机关报警的群众在看到此类信息后，很容易轻信所谓“网络监管局”的存在，认为可以通过此途径，帮助他们进行维权并挽回损失。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受害者这一心理，轻易获取受害人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并告知受害人已经帮其挽回损失并远程遥控受害人到ATM机上进行操作，进而将其卡内存款转走。

（二）“贵金属投资”高收益为诱饵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利用当下热门的贵金属网络投资交易平台，前期以多重“低投入，高回报”的投资方案作为诱饵，为了提高平台的可信度，以吸引更多的人，向平台投入更多的资金。不法分子对于早期的投资者均给予高利润的回报，并采用层级化的发展模式，采取电话介绍、聊天群等方式进行推广，使得不少投资者在了解后都纷纷投入较大金额的资金。随着平台内流转的资金的“水涨船高”，再突然将该平台关闭。

（三）以“包小姐”为名进行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将印有诱惑美女头像的“包小姐”卡片每隔数米张贴在车站、写字楼等人流量大的繁华地段或外来人员集中部位，有的甚至张贴到大中专院校附近。一旦有人上钩，就以“保证金”、“服务费”等名义，通过电话遥控受害人到就近的银行汇款。当受害人发现上当，则再也无法打通电话。

（四）利用支付宝“花呗”套现进行诈骗。“花呗”是2014年底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微贷推出的一种新型信用支付服务，不法分子利用“花呗”可套现这一特点，在网络上发布可以套现的广告信息，一旦想要套现的群众看到广告后与其联系，不法分子会假借帮其套现，向其索要支付宝账号密码。当获得了对方的个人账户信息之后，遂通过“花呗”进行网上交易消费进行套现，并将所得金额直接打入自己的账户。

（五）利用“网络相亲”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利用当下盛行的“网络相亲”，在虚拟世界假扮“高富帅”或“白富美”，通过甜言蜜语、给予小恩小惠、发布虚假炫富照片或性感照片等形式，获得受害人的爱慕和信任，从而伺机提出需要资金帮助或代为理财等要求，且大多数会持续进行诈骗，直到受害者发觉对其进行质问或怀疑就立即从网络消失。

（六）假冒“支付宝客服”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假冒“支付宝客服”，在网络上购买并发布虚假的“支付宝客服”咨询电话，一旦有受害者上钩需要进行业务咨询，不法分子便借机获取对方支付宝账号、支付密码、手机号码等支付信息，从而在网络上进行大额转账或盗刷。

二、新型通讯网络诈骗的特点

新型通讯网络诈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传统通讯网络诈骗的一些方式，比如作案过程不接触、作案方式信息化、作案地域分散化、作案目标广泛化等。但新型通讯网络诈骗通过不断的演变，更加具备一些有别于过往的新特点。

（一）智能化、科技化程度更高。新型通讯网络诈骗犯罪中，不法分子巧妙地运用互联网、金融、电话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将以往单纯依靠单一通讯网络媒介的方式，进化成将电话、网络等多种网络媒体进行有机融合，以便及时进行信息互通，并同时赋予团伙成员多种虚假的虚拟身份来开展诈骗。这种各网络系统之间建立链接，相互转化的智能诈骗形式让很多群众措手不及。假冒“支付宝客服”进行诈骗即是，将网络诈骗与电话诈骗进行了一定的结合，不法分子从网购需要使用的支付宝平台着手，考虑到不少初级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问题想要进行电话咨询的情况，便购买了以“400”开头的电话冒充“支付宝客服”电话，还出钱发布到百度等热门搜索网站，定期进行维护以确保电话始终保持在搜索网页的热搜位置。一旦有消费者通过该搜索网站进行“支付宝客服”电话的搜索，首先跳出的便是这个号码。

（二）分工明确，组织管理极为严格。新型网络诈骗犯罪中，不法分子为了达到较高的诈骗成功率和大额度的金钱骗取的目的，大多为团伙作案，团伙中都有极为严密的组织分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有目的性地设立有不同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多人组成，他们按照特定的出场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有的深居幕后，进行组织和策划，有的专门制作诈骗剧本，有的专门提供网络平台，有的专门从事话务诈骗，有的专门从事洗钱转账，各个环节环环相扣，设计周密。整个诈骗过程可以说是跨越了许多限制，只是提取钱款一项任务往往就是于分布在不同地区实现的，需要多人分工与配合。具体来说，就是负责打电话给事主的人员，并不直接参与取款；负责取款的人员，分布在不同区域，进行异地取款；不同人员通常没有交叉，同时也保证了整个团伙的安全性。

（三）利用被害人心理弱点，手段多样化。传统的网络通讯诈骗对象往往是老年人或中年家庭妇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法分子把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的人群，如大学生、办公室白领、网购者等群体均成为了新型诈骗的重灾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不法分子对各类人群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抓住受害人的弱势心理，并根据其社会接触程度、防范意识和警惕性等方面进行分类，制定不同的诈骗套路，运用形式各异的诈骗手段。从主观上来讲，贪财的心理并不是所有受害人上当的唯一动因，同情、重亲情或友情以及求安全的动机，也会被犯罪分子借机利用。从诈骗手段来讲，从最原始的中奖诈骗、消费信息，发展到藏品鉴定、理财投资、网络相亲、冒充专业性人员等等，犯罪分子总是能想出各式各样新奇的骗术。比如近期出现的假冒“主刀医生”进行诈骗就很能体现这一特点，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医患家属担心家人生命安危的心理进行诈骗。

（四）境内外结伙作案，打击难度大。为了逃避打击，该类案件的骨干大多伙同国内的不法分子共同实施诈骗，或者在境外发布虚假信息对国内群众实施诈骗，或者在国外实施诈骗骗取境外人员的钱财。随着通讯网络诈骗犯罪的不断蔓延，有些内地的不法分子也逐渐熟练掌握了电信诈骗的技能，其作案方法为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所习得，使得此类犯罪不断由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向湖南、湖北、河北等内陆地区传播，目前已经波及到了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此外，一些犯罪分子没有被及时抓获，反而一夜暴富、“衣锦还乡”，在那些不劳而获的人群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示范效应，从而致使大量的人群纷纷效仿，源源不断参与到诈骗中去，逐渐形成了通讯网络诈骗犯罪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家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团伙成员间关系较为密切，并且多为同乡亲戚朋友组成。鉴于亲情上的关系，犯罪分子又多来自于同地域，相互间掩护意识强，增加了打击难度。前不久秦淮分局侦破的单笔价值300万元的通讯网络诈骗案中，犯罪团伙成员就是海南儋州一族系村落的四个兄弟。

三、新型通讯网络诈骗的打防难点

（一）多为异地作案，侦破成本高。该类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如果被骗，大部分都会向被害人向其居所地的基层公安机关报案，但该类犯罪基本上都是异地作案，犯罪嫌疑人诈骗所使用的手机卡和转账的银行卡幵户地是外省外地，且犯罪嫌疑人行骗的实施地和赃款提取地有可能在天南海北，跨市、跨省进行，因此，公安机关受理后往往需要进行异地侦查，但当前公安机关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基层技术力量和行政层级等方面的限制，使得第一时间截留涉案资金流向基本上不可能，这种情况也变相助长了犯罪的增长。

（二）线索不易获取，调查取证难。随着新型通讯网络诈骗手段和工具的不断翻新更迭，要侦破该类诈骗案件，对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力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不断升级更新通讯和网络追踪等技术侦查手段，还需要银行对资金流追查方面的配合，一旦其中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很难在侦办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一些办案单位继续沿用旧有的技术侦控手段，其技术手段相对犯罪分子使用的技术手段滞后，致使侦查工作效率低下。在取证时，办案人员往往也无法得到网络、通讯、金融等机构的积极配合，导致取证工作无法顺利展开。相反，犯罪分子背后，或者其本人常常具有这方面的知识，甚至有此方面的技术支持，电信、网络、金融部门所开发的新业务、新服务优先被其利用，成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的“反侦查利器”。例如，不法分子冒用他人的身份证，申领银行卡，给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办案人员通过银行系统调取的涉案银行卡与罪犯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卡购买也较为简单，未留下真实身份信息，围绕受害人提供的罪犯信息开展工作往往南辕北辙，不能捕捉到罪犯的真实身份信息。甚至一些以家族为单位的犯罪团伙，具有很强的抱团意识，无论当地民警还是外地民警如果要调查时，容易被当地犯罪集团所组织的群众围困，造成调查无法进行，并且对民警个人的安全造成隐患。

（三）嫌疑人流动性强，源头打击难。由于该类犯罪的不法分子区域流动性强，且具备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致使抓捕工作很难开展。一般来说，真正的网络通讯诈骗犯罪集团的主要人员或核心人员基本上都位于我国境外，实施抓捕困难，能够抓住的仅仅是集团最低级的人员。作案人数众多，上下层级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不熟悉而且分工细致明确，拨打诈骗电话，幵虚假银行账户，购买手机，转账，不同的地方取款、消费都有专人负责，留下的破案线索很凌乱，给公安机关侦破带来诸多困难。犯罪的头目一般都在境外，从目前办案所抓获的人员来看，基本都为非核心人员，犯罪分子基本上都是异地作案、跨区域跨行，甚至跨国取款。大多犯罪分子分散于东南亚各国。主要诈骗头目和诈骗集团的根据地一直位于我国的境外地区，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以及相关的国际法，对其实施根源性打击处理是非常困难的。

（四）缺乏完善协作机制，追赃挽损难。由于，当前公安机关与银行等部门仍未建立完善的快速协作机制，银行对涉案资金的冻结和相关信息的查询跟不上案件的侦查需求，所需手续繁琐，对侦查和资金冻结造成了障碍，在公安机关追查赃款的流向速度上落后于犯罪分子将赃款化整为零，并将赃款转移。而用于分散取款的银行账户都是非实名制的账户，更为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增加了难度。一些犯罪分子诈骗数百万元，在极短的时间内即被打散为小额现金转移到了各地，而且很快就被人取走。因此，即使案件侦破，要想追回赃款，难度仍然很大。当前，公安机关在电信诈骗案件的始发阶段，如能及时冻结诈骗账户，就能及时为受害群众止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众对追赃止损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公安机关破不破案，而公安机关却面临着“案已破，无赃返”的尴尬局面。

四、打击与防范对策

（一）与有关部门建立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当前，打击该类新型通讯网络诈骗犯罪还未形成系统性、有效的流程，在宣传防范、侦查破案等各方面还存在漏洞和不足。在作案过程中，犯罪分子花钱用他人的账号批量产生银行账号和银行卡或者从其他渠道买入几百个账号。这些银行账户是专门用来接收犯罪嫌疑人所骗钱款的，通过银行层层转账，在全国各地的机上提现。使用多个账户，每个账户只用一次就不再使用，导致警方跟踪、追查、取证比较困难。查清诈骗资金的流向，明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是抓获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需要金融部门的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必须要与金融部门建立快速的联合行动机制，发案后能够迅速提供资金流向，以便于公安机关进行追查，从而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存取款的时间差截留资金，挽回受害人损失。在电信诈骗案件始发阶段，除去受害人反应时间的因素，犯罪分子赃款转移和公安机关冻结账户的时间赛跑是追赃能否有效进行的关键。实际上，银行方面都是有权限的，其自身存在一套跨省市查询、异地冻结的程序，只是限于行规，不愿操作。深度协作机制的建立需银行业打破常规，为公安机关开辟一条绿色通道。金融部门应与公安机关建立联系，联动反应，提供先行冻结、深度查询等业务。

（二）构建通讯诈骗防控平台。通讯诈骗犯罪之所以屡屡得手，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行骗的方式多种多样，且为非接触式，采用了大规模的面向不特定的人群使用欺骗手段，行骗成功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因此，针对这两个条件，公安机关急需建立通讯诈骗的防控平台。这个平台主要应具备两方面功能，一是预防宣传，将银行，电信，网站管理者三方的宣传形成“产业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种异常的转账交易扼杀在萌芽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将资金流冻结，能够达到预防不被骗，或是即使被骗但财物能够不受损的效果。这就要求该平台不仅拥有庞大的数据库支持，还需具备对可疑电话、网络、银行账户的跟踪和锁定功能，不但被动接受公安机关受案后所上传的诈骗电话和银行账户，还能够主动的发现这些可疑的电话和银行账户，及时反馈，对可疑资金流能够迅速封冻，对可疑电话和网络能够屏蔽，以此对不法分子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公安机关应当运用该平台，将电信诈骗预警信息提示和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法，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地向公众进行宣传，进行预警，并实时通报电信诈骗的新方法、新手段。同时，实现电信诈骗案件情报信息的采集、评估、分析、传递、共享、使用等，探寻电信诈骗案情形势的规律特点和动态形势，切实提高电信诈骗案件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从而实现有效打击。

（三）联合相关行业强化有害信息过滤。公安机关应进一步加大与通信、网络等部门的沟通协作，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该方面知识的专业培训，力争从源头上堵截该类有害信息。例如，网络运营商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对网络聊天中高频出现转账、密码、汇款等敏感词汇的账号进行梳理和屏蔽，电信部门可以实行电话卡实名办理制度，对于非实名办理的号码采取停机或屏蔽处理，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有害信息及时向公安部门反馈，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有害信息源头。通信、网络营运商等部门积极改进对于电信、网络运营方面的监管措施，减少对公安机关对调取相关资料的部分限制条件，给予公安机关对相关信息数据进行査询、监控的功能旳便利条件。通信、网络营运商等部门定期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协调，依公安机关要求运用短信息平台和互联网平台定期向手机用户、互联网用户及时发布防骗警示短信和新的诈骗手段和方式，在用户接受到诈骗电话和诈骗信息时，向用户及时发送防骗提目息。通信、网络营运商等部门对自己的客户要进行细致的甄别，对通信异常或者上网异常用户要采用技术手段切断，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信息，为公安机关的破案取证提供便利。（来源：公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