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个号码就能晓得别人身在何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临近暑假，在合肥一所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小李收到父亲送给他的一个特殊礼物：个人卫星定位器。小李只要随身携带这个手机般大小的“黑盒子”，他的父母就可以随时掌握他的行踪。

　 这项卫星定位服务近两年在西安、合肥、郑州等城市兴起，目前仅合肥就有４００余用户。尽管订购此类服务的对象大多针对孩子、行动不便的老人等，方便监护人监督和了解其所在位置，预防紧急情况。但人们也开始担忧，购买此项服务纯属商业行为，用户只需给钱就能享受定位服务，如果提供给不知情的家人或朋友使用，会不会涉及侵犯隐私？如果此服务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会不会为其进行高科技犯罪提供方便？

   轻松拨号，即知对方身在何方

　 合肥的张女士为母亲购买了一个新鲜玩意－－“个人卫星定位系统”。张女士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经常容易走失，家人为此烦恼不已。现在家人给老人戴上个手机摸样的定位器，想要查找老人位置时，只需要登陆相关网站，输入账号和密码，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老人所在地点。

　　“个人卫星定位”还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很多家长表示，因为工作繁忙，很难对孩子们的日常活动时时监控，特别是将近暑期了，少了上课的约束，家长们更难以掌握孩子的行踪，它的出现可算是给家长帮了大忙。

　　如果不想让孩子去网吧、游戏室或者湖边等地方，可以设置“电子栅栏”的功能，只要孩子越过预先设定的“栅栏”边界，“定位器”就会向家长的手机报警。据称，4月底，合肥市的一名学生，瞒着家长想去网吧玩游戏时，因为超越了预先设置的“电子栅栏”，定位器立即向监管人手机发出了短信报警，从而让家长及时掌握了孩子的行踪。

　　而在台州市三门县，当地有关部门曾经通过给每辆警车安装上卫星定位系统，对在外行驶的车辆实时进行监控，有效地遏制了公车私用的现象。

　　据安徽省社会应急中心工作人员潘小姐称，这项“个人卫星定位”综合服务自今年年初推出，一经推出即受到客户欢迎，现在已有超过４００余名用户。用户群体大部分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其他的用户则包括私家车主、企业老板和夫妻之间等等。

　　潘小姐表示，定位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终端设备，只要插上一张电话卡，定位器就可以和卫星连接发射信号，从而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出被定位人所在位置。查找定位器可以通过上网登录查询和授权手机用户查询两种方式，查询范围覆盖全国，精度在１０米左右。同时定位器还设有“紧急按钮”“语音监听”等功能，安装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只需按下紧急按钮，报警信息就会发送到应急中心监控台和授权手机，“语音监听”功能也可以使监听者听到安装者身边的声音，更好的监控其行为。

　 “无处藏身”引起恐慌

　 有了卫星定位，人与人之间看似联系更紧密、快捷了，但麻烦也接踵而来。在满足了特殊人群的需要后，一些市民也提出疑问：对别人的任意定位是否考验着相关道德、法律底线？科技的发展是否首先应以保护人的隐私权为前提？

　 有媒体报道，西安一家私企老板为了监控手下员工工作情况，给每个员工都配上了卫星定位器，目的是为了监督员工的工作情况。此举引起了部分员工的反感，有员工称即使是在双休日休息期间，也曾被老板监测过位置，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身自由，有人甚至为此愤而辞职。

　 还有一些经历信任危机的夫妻也为了监控对方的行踪，偷偷的给对方安装定位器。郑州市张女士将丈夫起诉至法院，要求与丈夫离婚，惹祸的也是个人卫星定位。张女士的丈夫未经她同意，对她的进行了卫星定位，并根据卫星定位信息质问她的动向。张女士认为，丈夫的行为表明对她极度不信任，而且严重侵犯了她的隐私，为此她和丈夫经常争吵，后来甚至升级到打骂。忍无可忍之际，张女士提出离婚。

　 合肥市民杨先生认为，作为一名消费者和守法公民，他和许多人一样，对“个人卫星定位服务”仍持保留态度。“虽然我不刻意的隐瞒自己的行踪，但我也不希望随时有人可以看到我在哪里，甚至知道我在干什么，窥视我的隐私。否则，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和囚犯有和区别？”杨先生说。

　 他认为，即使是对孩子来说，安装定位器也不仅仅是起到“方便管理”的简单作用。孩子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成为很好的躲避管理约束的武器。此外，类似这样高科技的东西若监管不力，被少数违法分子掌握而进行高科技犯罪，这也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

　 约束“双刃剑”，给卫星定位器“定位”

　 科学发展是一日千里的，出现这类的定位器不是偶然，也代表了社会的需要。在很多应用领域，它也表现出了对老百姓有益的一面，如可以帮助监护人随时了解老人、孩子的位置，防止发生意外，弥补监护人不能随时陪伴的不足等，对这些群体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帮助很大。

　 事实上，早已普及的手机、小灵通等移动通信设备也类似定位器。只是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操作上不便，对孩子来说又影响学习，因此才产生了这种功能更“单纯”的定位设备。

　 潘小姐介绍，购买“个人定位卫星服务”完全是市场行为，不需要购买者提供任何身份证明，以及签署相关保密或责任条款，这即意味着一旦用户购买后，如何使用该定位系统也处于无法监控和监管的状态下，换而言之，即使一些用户怀有不良或不法动机，利用该仪器从事一些有悖于法律或道德的事情，相关部门也无法及时掌握资料、予以制止。

　 安徽省社科院王开玉研究员指出，定位器的出现也像一面双刃剑，考验着相关道德、法律的底线，需要尽早予以适当的约束。他分析说，随着科技的再深入发展，定位器本身完全可做到越来越小、越来越造型多样、越来越容易安装和使用。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滥用，必然会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变成“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

　“因此，此类卫星定位的原则必须是‘双方自愿’，用户必须同意开通这种功能，才能进行‘定位’。如果私自对他人进行定位，就会触及敏感的‘隐私权’问题。”王开玉说，“同时，对于这种定位产品，即便使用也不应是‘开放式’，其销售、购买应该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特殊批准，出台具体规定进行监管。”

王开玉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对此类科技成果的使用及早做出明确的限定，明确什么人可以使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严格限定其“许可证”的成立条件，将其发展在真正需要、真正对人们有益的可控范围内，给社会造福，而不让其演变成为伤害社会的利器。（来源：公安网）